“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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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和金融全球化，而新保守主义主张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这两种理论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财团利益、政策决策和公众认知。同时，中国的崛起为全球秩序提供了新的选择，动摇了美国的垄断地位，使得美国无法再通过简单的方式平息内部矛盾。

去年10月，拜登政府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610亿美元军事援助。尽管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表现平平，以222对213的微弱优势控制众议院，但彼时主导议程的民粹派仍拥有足够底气，试图以抵制拜登的援乌法案来鼓舞选民士气。共和党内部的民粹派突然发难，罢免了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建制派代表麦卡锡，改选民粹派人士麦克约翰逊为新议长。

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人事变动改变了民粹派强势的局面：麦卡锡黯然辞职，一名共和党议员因丑闻被开除，另一人于12月宣布离职。进入3月，又有两名共和党议员莫名其妙地提前辞职，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优势已降至217对213，使得该党在众议院的过半优势岌岌可危。

这些议员的离职明显是被建制派收买，目的是向共和党施压。

果不其然，4月20日，约翰逊就在援乌问题上对拜登让步，此后再未提过任何民粹派主张，在诸如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比建制派还要激进。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只是选择性地呈现表象，刻意回避这些人事变动对共和党力量对比和决策立场的深层影响。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话语操控"的惯用伎俩：只要对某些关键点只字不提，就能让普通民众对事件真相视而不见。主流媒体对此的沉默或轻描淡写，进一步凸显了掌控话语权的重要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深刻地塑造了公众认知。

资本主义的民选体制中，资本的多元性导致了复杂的权力结构。在封建社会中，权力来源清晰，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众多财团和行业利益交织，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

美国的建制派代表了以金融、军工、能源等为首的传统财团利益集团，而川普所代表的民粹派则更多来自新兴资本。

新兴的科技巨头如Elon Musk和Jeff Bezos虽然财富庞大，但政治影响力相对有限。为了扩大影响力，这些资本家会投资媒体，如贝佐斯购买《华盛顿邮报》，Musk投资推特，以影响公众舆论和选民意向。

深层政府由资本家和政治精英组成，他们通过政策和谈判平台解决内部冲突，通过媒体驱使民意，媒体扮演着引导公众舆论的“牧羊犬”。

成为政治势力需要时间、努力和投资，通过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如同克林顿家族那样，从政治打手逐渐晋升为深层政府的一部分。

美国作为世界霸主时，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搜刮财富，国内选民也能从中获益。美国之所以会在近20年来急剧改变对华态度，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崛起为全球秩序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在资金、市场、技术、产业能力等方面动摇了美国的垄断地位。以前那种靠对外掠夺来缓和内部矛盾的做法已不再奏效，美国无法再通过简单的方式平息内部矛盾，因为其产品和服务不再具有无可替代的高价优势，如电动车市场，美国产品价格高昂，而中国产品性价比更高，这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满。美国社会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被暴露无遗。

财团的自私自利往往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如1929年的大萧条，那次危机中底层人民遭受了最大的打击。然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以一种美国人可接受的方式引入了社会主义，但不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新政的影响力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但随后财团开始反击。

追根溯源，当代美国政治生态的形成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彼时，以金融、军工、能源等为首的财团联盟开始兴起，并与主流社会思潮发生激烈碰撞。

这些财团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来反扑罗斯福新政确立的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体系，全面瓦解战后美国原有的社会制衡机制。与此同时，以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强调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放松管制，并在意识形态上将自由主义民粹化，塑造了一种迎合富人利益同时又能吸引底层民众的政治话语体系。

"新自由主义"财团联盟通过投资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如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和商学院，来推广市场万能的理论，强调个人私利可以转化为社会公益的最大化，尽管这在历史上并无正面证据支持。财团通过建立一套谎言，通过媒体反复传播，逐渐让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思想。

新自由主义表面上强调社会自由，如同性恋权益、堕胎权利等，但实际上这些议题是转移视线的手段，核心仍然是服务于财团利益。

克林顿政府进一步实践了新自由主义，将经济管理政策与社会议题相结合，同时腐化了民主党。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也推行了类似的政策。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搜刮手段的结合，使得美国从依赖工业和军事实力转向利用金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财富，这一过程历经六十年。新自由主义成为这一经济掠夺策略的配套社会和政治理论。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通常采用软实力策略，强调市场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和金融全球化，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五次大的金融潮汐收割实施这一政策，以金融搜刮为主要手段。新保守主义则是一种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主张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最初是为以色列的安全考虑而提出。

新保守主义（NeoCon）起初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样子。它起源于20世纪，但真正形成现代概念是在1996年的一篇论文，由一位美国犹太人撰写，旨在影响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建议以色列采取军事冒险策略，但依赖美国的后勤和财政支持。这篇论文对以色列的影响在于，它为以色列提供了一种通过外部力量解决地区冲突的思路。

然而，小布什总统上台，采纳了新保守主义并进一步发展，使美国直接介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推动民主和西方化，以改善以色列的周边环境。

新保守主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美国，但由于其与以色列的联系，以及在美国深层政府中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影响力，它得以在美国政策中占据一席之地。小布什政府的决策被新保守主义所影响，导致了战略错误。然而，经过二十年的实践，美国学会了如何将新保守主义与金融搜刮体系相结合，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从俄乌战争中可以看出，美国采取了改良版的新保守主义，避免直接军事介入，在这场冲突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利益，能源和军工产业收益颇丰，同时，欧洲的通胀和工业产能转移也对美国经济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