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真的要崩了
Ray Dalio
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大多数国家领导人都宣告，1945年建立的战后世界秩序，已正式成为过去式，会议发布的《2026年安全报告》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图景，报告题目非常应景，《大厦将倾》（Under Desctruction），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这里阅读全文。具体的例子有很多，德国总理默茨说，“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式进入“大国政治”时代。他明确表示，在这个新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前提”。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默茨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欧洲旧的安全结构的基础就是旧的世界秩序，现在已不复存在，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我们正处于“新地缘政治时代”，因为“旧世界”已经结束了。
用我的话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世界大周期的第六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极度混乱，没有规则，强权即真理；这是大国冲突的时代。第六阶段的规律逻辑，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第六章“外部秩序与混乱大周期”中做了详细解释。此前，我在博客里长篇摘录过第五章“内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的内容，向大家讲解了美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第五章所讲的经典周期正好吻合。这一篇博客，我会附上第六章的全部内容。鉴于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同1945年战后世界秩序已经崩溃，我们正在进入新的世界秩序，我认为，这一章的内容值得大家花时间阅读。
第6章：外部秩序与混乱大周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所遵守的秩序，无论是内部秩序还是外部秩序，运作方式基本一致，而且内外部经常相互交织。其实，内外部秩序分明的历史并不久远。以前，内部和外部秩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当时国与国之间并没有清晰勘定、相互承认的边界线。也正因此，第5章里，每个国家由治及乱循环往复的（兴、治、盛、奢、衰、乱）六阶段兴亡周期，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只有一个因素需要特别区分：国际关系中，纯粹的实力对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因为，一国之内，所有的治理体系都需要有效实施且广泛认可的 1）法律法规和立法能力，2）执法能力（如警察），3）司法能力（如法官），以及4）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后果，这些后果既要与罪行相称，又要得到执行（如罚款和徒刑）。然而，在国与国之间，要么没有这些要素，要么有也不像在一国之内那样落实有效。
历史上，我们也尝试过建立更尊重规则的国际秩序，比如建立了国联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但都失败了，因为这些国际组织在大国面前，财富和实力都相形见绌。而一旦强国的实力超过国际组织里的其他国家，那么拥有话事权的就必然是强国了。比如，假设美国、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实力比联合国诸国都强，那么主导事态走向的就是美国、中国或别的那些强国，而不是联合国。毕竟，“强权即公理”，而在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不经历一场较量，财富和权力不会轻易易手。
如果强国之间有分歧龃龉，它们当然不会请律师找法官打官司；而是相互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兵戎相见。国际秩序更遵循丛林法则，而非国际法。
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主要有五种方式：贸易/经济战、科技战、资本战、地缘政治战和军事热战。我们先简单定义一下这几种战争。
- 贸易/经济战： 包括关税战，进出口限制，使用其他经济打击手段损伤对手经济
- 科技战： 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技术出口和共享
- 地缘政治战： 围绕领土和联盟而产生的冲突，通常通过谈判和公开或保密的承诺来解决，一般不会诉诸武力
- 资本战： 通过金融工具开展的斗争，手段包括制裁（如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和政府来切断一国的资金和信贷），以及限制外国资本进入其金融市场
- 军事热战： 正式交火，通过军事力量开展的冲突
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都可以归入上述争战类型，有时候会发生不止一种（例如，不管发生哪种战争，几乎都会伴随网络战）。这些较量的核心，是争夺财富和权力，也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虽然上述战争类型中，大多数没有真枪实弹的交火厮杀，但都是实力的较量。多数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主要以前四种战争的形态演进，随着时间推移，斗争愈演愈烈，直到军事热战爆发。这些斗争和战争，不管有没有真刀真枪的杀伐，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展现和过招。根据争议的重要程度和对手的相对实力，出手可以是毫无保留，也可能是点到为止。但是，一旦军事热战打响，其他四种战争手段会被极致武器化，用以强力杀伤。
前几章说过，驱动内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是同起同落，好时一起好，坏时一起坏。局势变差了，争议矛盾也会变多，斗争意愿也会增强。这是人性使然，也是兴衰罔替大周期的根源。
一般而言，只有事关国家存亡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而又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时候，才会爆发全面战争（因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至关重要，国民愿意为之战斗甚至牺牲生命）。全面战争的结果，会毫无争议地明确胜利一方，胜者为王败者寇，谁胜利，谁就能制定战后世界的规则，奠定新国际秩序的基础。
下图展示了公元1500年以来欧洲内外部和平与冲突的周期，以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导致的死亡人数为指标。可以看出，五百年来，欧洲经历了三个冲突兴衰大周期，平均每个周期150年。虽然大规模内战和对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较短，但它们通常是冲突长期累积后的总爆发。
虽然一战和二战各自有典型周期驱动的独特原因，但两次大战也相互关联。
这张图展示了 1400–2000 年间欧洲因冲突导致的死亡率（占总人口比例），并用 15 年移动平均平滑数据，以便更清楚地看到长期趋势。横轴是年份，纵轴是死亡率；图中蓝色代表内部冲突导致的死亡率（如内战），红色代表外部冲突导致的死亡率（如国家间战争），灰色线是两种死亡率相加的总值。
从整体形态看，欧洲的冲突死亡率呈现出典型的“长时间低位 + 少数时期剧烈爆发”结构：大多数年份的死亡率接近低基线，但在若干关键历史阶段会出现陡峭高峰。图上标注的主要峰值分别对应宗教战争与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中世界大战阶段的峰值最高，说明那一段时间冲突对人口的杀伤强度远超其他时期。
图中同时标注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相对繁荣的阶段，与战争高峰并列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和平与发展往往持续较久，但矛盾可能在长期累积后以短促而猛烈的方式集中释放。二战后曲线快速回落并长期处于低位，可能是因为战后“欧洲一体化（EU integration）”制度整合与安全架构变化。
如图所示，每个大周期都经历一段相对漫长的和平繁荣期（比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时期），而和平繁荣期也为后来血腥恐怖的对外战争埋下了种子（比如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是上升期（和平繁荣时期）还是下降期（萧条与战争时期），都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影响。在主要强国繁荣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共享繁荣，因为国与国之间，通常是零和游戏，我之所得，往往是他之所失。比如，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衰落期，被称为“百年屈辱”，就是因为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中国的剥削掠夺。
读到这里，请记住，只要发生战争，就有两件事板上钉钉：第一，战争绝不会按计划发展；第二，战争的残酷程度一定会始料未及。正因如此，接下来我要讲的原则，很多都是避免真枪实弹热战的原则。然而，热战还是时不时发生，有时候是出于正当理由，有时候借口则很荒谬。有一点要说清楚，虽然我认为大多数战争都是人间悲剧，起因也往往荒唐可笑，但有些战争值得打——因为不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比如会失去自由）。
塑造外部秩序的永恒力量
我在第二章解释过的，除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之外，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个人、家族、企业、国家最主要的驱动力。又因为财富等于权力——有了钱可以建设军事力量、控制贸易、影响他国，所以国内执政实力与军事实力是相辅相成的。买枪火弹药（建设军事力量）需要钱，买柴米油盐（满足国内社会支出需求）也需要钱。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强大军备或足够的物质幸福，这个国家在国内外反对势力面前就会变得不堪一击。通过研究中国历朝历代和欧洲各大帝国的历史，我认识到，财富雄厚，能在开支上压倒对手，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美国就是这样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只要能在对的地方花足够多的钱，就不必打热战。而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就是在强大军备和物质幸福之间取得平衡，不要因为走极端而导致衰落。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必须有足够的财力，既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保护人民免受外敌侵略。能将这样的强盛维持两三百年的国家，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国家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能永远保持这样的盛世。
一旦既有霸权开始衰落，或新兴大国的实力逐渐逼近既有霸权，或两件事同时发生，冲突就必然出现。如果双方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爆发军事战争的风险就极大：第一，双方军事实力旗鼓相当；第二，彼此存在不可调和的生死矛盾。截至本文发表时（2026年2月14日），最有可能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就是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
对决双方的选择不多，要么开战，要么退让，但两个选择都极其艰难。两种选择代价都很高：开战，就有人员伤亡和军费开支；退让，就是放弃影响力和地位，因为这是软弱的表现，软弱就会失去别国的支持。如果竞争的两强有相互摧毁的实力，双方必须对彼此保持极高的信任，确信对方不会对自己造成难以承受的伤害或致命威胁。然而，能妥善处理这种“囚徒困境”的情况极其罕见。
虽然，国际关系中其实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只不过是实力最强的国家给自己定的规则而已，这些规则的结果也有好有坏。具体来说，那些能让双方共赢的规则，肯定比导致两败俱伤的规则好。因此，这一条原则就至关重要：要想更多地实现双赢，就需要在谈判时充分考虑对方和自己各自最看重的是什么，并懂得如何进行交易。
高明的合作共赢，既能增加双方的财富和实力，又能合理分配财富和权力，比兵戎相见要有利可图得多，也比一方成王一方败寇的痛苦小得多。只是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懂得站在对手的角度看问题，还要划清楚和讲清楚你的红线在哪里（也就是绝不可妥协的底线）。所谓“赢”，就是在得到最重要的利益同时，没有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一场战争在人员伤亡和军费开支上的代价，远远超过它能带来的收益，那开战就是愚不可及。但“愚不可及”的战争还是有人在打，原因容我慢慢道来。
陷入愚蠢的战争实在太容易了，原因有以下几点：a) 囚徒困境，b) 针锋相对的态势升级，c) 衰落大国认为退让的代价太大，d) 在需要快速决策时发生误判。两强争霸常常陷入囚徒困境；双方都需要有途径让对方相信，自己不会动手消灭对方，不然对方就会抢先下手。针锋相对的态势升级也很危险，因为一方升级之后，另一方要么跟着升级对抗，要么就失去对方在上一轮夺走的利益；这就像“胆小鬼博弈”一样，逼得太紧，必然导致正面对抗。
用虚假言论煽动民众情绪，爆发愚蠢战争的危险会加剧，所以领导人最好实事求是、深思熟虑地向老百姓说明局势以及应对之策（在民主国家，民意至关重要，这样做尤其关键）。最糟糕的情况是，领导人在面对民众时既不诚实又情绪化，如果他们还掌控了媒体，那就更加雪上加霜了。
总的来说，从双赢到两败俱伤再到双赢，往往有周期规律。在形势大好时，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更愿意合作；而到了艰难时期，就更容易发生冲突。当既有霸权相对于新兴大国走向衰落时，既有霸权自然而然希望维持现状或推崇既有规则，而新兴大国则希望改变规则，以适应新的现实局势。
俗话说“情场如战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虽然我不太懂“情场”那部分，但“战场”这部分我很清楚，的确是不择手段。举个例子，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军排成队列准备交战，而美国革命军躲在树后射击，英军觉得这不公平，还提出了抗议。革命军获胜，在他们看来，英军太迂腐愚蠢，为了美国独立自由的建国大业，改变交战规则算什么。战争就是这样。
接下来，是最后一条原则：要有实力，尊重实力，明智地运用实力。有实力是好事，因为实力永远比协议、规则和法律更可靠。到了关键时刻，注定胜出的国家，是有实力按自己的解读执行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是有实力重新解读既有规则和法律的国家。尊重实力也很重要，因为明知必败还要开战，实在不智；还不如通过谈判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和解方案（前提是有理智的战略考量，也不排除因为愚蠢的自负，非要求死当烈士）。明智地运用实力同样重要。明智地运用实力，不是逼别人就范逆来顺受，更不是恃强凌弱。而是要知道，慷慨大度和真诚相待是实现双赢关系的强大力量。不论如何，双赢关系比两败俱伤要有价值得多。换句话说，动用“硬实力”通常并非上策，运用“软实力”才更可取。
要明智地运用实力，还应该懂得判断什么时候该“文”（达成协议），什么时候该“武”（动手开战）。要做判断，就必须先判断自己的相对实力会随时间增强还是变弱。最有利的，是在自己实力最强时，谈判达成协议、强制执行协议或发动战争。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相对实力在走下坡路，那就趁早开战；如果相对实力还在爬坡，那就推迟开战。
如果陷入了两败俱伤的关系，就必须想办法脱身，最好脱钩，虽然很有可能难免一战。明智地运用实力，最好不要彰显实力，不然会让别国感到威胁，继而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导致双方相互升级对抗，最终两败俱伤。运用实力，最好像运用一把隐藏的匕首，只在真正近身开打时才亮出来。但也有时候，为了改善谈判地位、避免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示实力并威胁使用武力。充分了解对方最看重什么、最不在乎什么，尤其是对方的“必救”“必战”，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双方都认为能公平地解决争端。
有实力当然很好，但对于本来就不需要的实力，没有也挺好。因为维持实力必然消耗资源，尤其是消耗时间和金钱。而且，实力越强，责任就越大。我常常惊讶地发现，实力较弱的人和更有实力的人相比，往往更幸福。
秩序崩解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文，我们了解了外部环境兴衰治乱周期的驱动规律和应对原则，都是我研究大量案例得出的结论。本文，我想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案例，对上文的内容做简要回顾，毕竟二战是人类从和平走向战争最具有标志性的最鲜活的例子。通过二战这一个案例，可以清楚地了解三大周期的共振叠加能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影响。这三大周期就是货币与信贷周期、内部兴衰治乱周期以及外部兴衰治乱周期。它们的力量交相呼应，为灾难性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并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虽然二战时期的故事本身就引人入胜，但它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帮助我们思考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尤其是，中美两国正在经济战场上酣战，且完全有可能演变为军事热战。借古鉴今，通过研究1930年代的往事，可以为我们当下提供宝贵的思路，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以及如何避免中美兵戎相见。
通往战争的不归路
为了更生动地还原1930年代的历史画卷，我会先梳理一下1939年欧洲战场正式开战之前，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间的地缘政治重点事件，然后快速回顾战争进程，再讲讲1945年美国实力巅峰时期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
1929年，股市大崩盘，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几乎所有国家都因资产贬值蒸发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冲突。这促使各国政治转向，推举民粹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政策。这些政治转向的国家，有的偏右，有的偏左，程度各异，因各国国情以及民主或专制传统的强弱，而各有不同。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极其糟糕的经济状况加上根基不牢的民主传统，导致内部爆发极端冲突，并转向拥护极右翼（法西斯）民粹或专制领导人，而在苏联和旧中国，在经历极端困境的历史时期，同样因为缺少民主经验，转而拥护左翼（共产主义）民粹或专制领导人。在美国和英国，由于民主传统相对较深，经济状况也没那么严峻，所以，虽然也变得更加民粹化和专制化，但远不及其他国家那么严重。
法西斯德国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因为战争赔款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但到了1929年，由于协约国推出“扬计划”(Young Plan)【注】，德国开始摆脱这一枷锁。“扬计划”为德国提供了相当大的债务减免，外国军队也于1930年撤出德国。然而，全球经济大萧条依旧重创了德国，导致失业率接近25%，企业大量破产，贫困现象蔓延。果不其然，左翼民粹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利用民族屈辱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将《凡尔赛条约》及其签署国刻画为德国的敌人。希特勒制定了民族主义25条纲领，并围绕纲领凝聚支持力量。为应对内部斗争和恢复秩序的需求，希特勒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的纳粹党从惧怕共产党人的工厂主那里获得了大量支持。两个月后，纳粹党在德国议会（国会大厦）选举中赢得最高票和多数席位。
译者注：1929 年，美国银行家欧文·扬主持提出扬计划（Young Plan），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针对德国赔款制定的第二个赔款方案。该计划把德国赔款总额从 1320 亿马克削减为约 1139 亿马克，并把偿付年限延长到大约 59 年，同时由协约国向德国提供贷款。这个计划取消了对德国财政经济的直接监督，希望在减轻德国负担的同时维持战后“赔款—战债”体系的运转。
希特勒不愿再支付战争赔款，退出了国联，并于1934年掌控德国，形成独裁统治。他身兼德国总理与总统双重身份，成为国家最高领袖。在民主制度下，一直有合法途径，允许国家领导人取得各类特殊权力；希特勒将所有特殊权力悉数攫取。他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许多公民权利遭到限制，他镇压政治反对派共产党，并强行通过《授权法案》，使他无需国会大厦和总统的批准即可颁布法律。他对任何反对势力都毫不留情，不仅审查或接管报纸和广播公司，还成立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替他清除和镇压反对派，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没收新教教会的财产，逮捕反对他的教会官员。他宣扬雅利安种族是优越的主宰种族，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职。
凭借同样专制/法西斯的手段，希特勒重建百废待兴的德国经济，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企业投资，积极提高雅利安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指示成立大众汽车公司，生产平价汽车，让人人都买得起，使汽车更加普及，还主导修建了高速公路（Autobahn）。他强制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以资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由此产生的债务，则通过企业收益和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货币化来偿还。这些财政政策大体上行之有效，帮助希特勒实现了他的目标。这也再次证明，如果以本币借款、增加债务和赤字，并将借来的资金投入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投资，并能够产生足够现金流来偿债，那这样的债务和赤字就能产生极高的效益。即使无法完全覆盖债务成本，在实现国家经济目标方面，也极具成本效益，极其划算。
至于这些政策的经济效果：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失业率高达25%。到1938年，失业率已经降到了零。希特勒执政后的五年里，德国人均收入增长了22%，1934年至1938年间，实际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如下图所示，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股市稳步上涨近70%，直到热战爆发。
左图展示的是“德国股票收益（以本币计）”。横轴是时间范围（1933年到1939年），纵轴是股票累积超额回报率。红色曲线整体由左下向右上爬升，虽然中间有几次明显回调，但趋势始终向上；图中的文字说明指出，从1933年1月到1938年，德国股市总体上涨了接近70%。
右图展示的是“德国人均收入（以2017年美元计）”。横轴同样是1933年到1939年，纵轴则是折算为2017年美元汇率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看到，德国人均收入在这几年呈现阶段性爬升的趋势，整体稳步上升。图中的文字写明：1933到1938年间，德国人均收入总共提高了约22%。
1935年,希特勒开始扩军备战，实施雅利安人强制兵役制度。德国军费开支的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因为德国经济需要更多资源来维持运转，德国打算动用军事力量来夺取所需资源。
日本与德国一样，也因大萧条受到严重打击，并因此走向专制道路。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的自然资源同样缺乏，难以自给自足，并且依赖出口创收，并进口生活必需品，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大萧条的冲击。1929年至1931年间，日本出口下降了约50%，经济遭受重创。1931年，日本破产，被迫动用黄金储备，放弃金本位，实行浮动汇率，这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的购买力耗尽。严峻的经济状况，加上巨大的贫富差距，引发日本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激烈斗争。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肆抬头，他们希望通过武力恢复日本的秩序和经济稳定。日本决意从其他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如石油、铁、煤和橡胶）和人力资源（也就是奴隶劳工）。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并逐步扩张入侵中国内陆和亚洲其他地区。有人认为，日本与德国通过军事侵略获取所需资源的方式，比传统贸易和经济手段更具成本效益，更划算。1934年，日本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导致政治动荡加剧，进一步强化了右翼、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运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日本实行自上而下的法西斯计划经济，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建立起军工复合体，保护其在东亚和中国华北的占领区，并继续支持向其他国家的侵略扩张。与德国类似，虽然大多数日本企业是私有企业，但其生产活动受政府控制。
何为法西斯主义呢？选择治理方式时，一个国家需要做出以下三个重大选择：
1）决策方式是自下而上（民主）还是自上而下（专制）；2）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介于两者之间）；3）个人主义（个人福祉优先）还是集体主义（全民福祉优先）。你可以试着从每个类别中选择你认为最理想的方式。而法西斯主义结合了专制、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
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使国家及人民富裕、繁荣、强盛的最佳治理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专制领导，由政府指导私有企业生产，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美国与同盟国
1929年之后的美国，债务问题对银行造成毁灭性打击，导致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放贷大幅缩减，伤害了国际借款方。与此同时，经济大萧条导致需求疲软，美国进口和其他国家对美出口双双暴跌。随着美国人收入下降，需求进一步萎缩，信贷问题不断恶化，形成自我强化的经济下行恶性循环。美国的应对措施是转向保护主义，以求保障美国就业，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关税，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困境。
* 经济不景气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和就业，提高关税是常见的做法，但这通常也会降低效率，因为生产不得不转移到效率更低的地方进行。结果，高关税会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疲软，因为关税战之下，出台关税政策的国家会失去出口市场。不过，受到关税保护的企业则会受益，他们因此会帮助增加关税的领导人赢得政治支持。
苏联尚未从1917-1922年的（二月、十月）革命和（苏俄）内战中恢复过来，加上对德战败、与波兰的战争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21年还发生大饥荒，整个1930年代又饱受政治清洗和经济困境的折磨。1928-1930年，中国也遭受内战、贫困和饥荒的摧残。因此，1930年局势恶化、各国开始征收关税时，中国、苏联的情况更加急转直下，看不到生机和希望。
1930年代，美国和苏联都遭遇了旱灾，这让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和瘟疫）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困境，自然灾害一旦叠加其他不利条件，就很容易引发激烈的冲突。在苏联，极端的政府政策加上自然灾害，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与此同时，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导致数十万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未经审判就被处决。
* 本质上，通缩性经济萧条就是债务危机，其根源在于债务人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债务。这种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印钞、债务重组以及政府推出刺激计划，增加货币和信贷的供应，货币和信贷的价值则会降低。唯一的问题是，政府官员有多少耐心、在何时采取行动。
从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到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采取行动，美国等了三年半。罗斯福就任后的头100天，推出了多项大规模政府支出计划，资金来源是大幅度加税和提高预算赤字，而提高预算赤字则是美联储通过债务货币化来融资。罗斯福推出了促就业计划、失业保险、社会福利保障，以及亲劳工、亲工会的政策。1935年，税收法案出台，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升至75%（而1930年时仅为25%），被当时的民众戏称为“劫富税”。到1941年，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81%，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1%，而1930年时仅为12%。罗斯福还征收了许多其他税种。尽管征收了上述各类税收，经济复苏还带来了税收增长，预算赤字占比仍从GDP的约1%增加到约4%，因为美国政府的支出增长实在太多了。从1933年到1936年底，美国股市回报率超过200%，美国经济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惊人的9%。
1936年，为了平抑通胀、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美联储收紧货币和信贷政策，结果导致脆弱的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随之走弱，国内和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在欧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演变为血腥的西班牙内战。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右翼的佛朗哥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对派。
* 经济衰退严重和贫富差距巨大时，通常会出现革命性的大型财富再分配。来文的和平手段，是对富人大幅加税，或者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让债权人的债权贬值；来武的暴力手段，就是强制没收财产。在美国和英国，虽然也进行了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但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得以保留。而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制度则未能幸存。
* 在全面热战爆发之前，通常会先爆发经济战。正式开战之前，通常会有十年左右的经济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和资本战，在此期间，冲突各方相互威胁升级，试探对方实力的极限。虽然普遍认为，1939年是欧洲战场冲突的开端，1941年是太平洋战场冲突的开端，但其实，冲突早在大约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除了各国内部因经济问题而引发的冲突以及造成的政治转向之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外部经济冲突，因为经济蛋糕在不断缩小的同时，它们都想争夺更大的份额。由于国际关系遵循的是弱肉强食法则，法律其实是中看不中用，于是德国和日本的扩张性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争夺资源、领土、政治领地上，开始不断试探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底线。
在深入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想先详细说一下，把经济和资本工具用作武器时常见的策略。
一直以来，常用的策略就是下面几个：
1. 冻结/没收资产：阻止敌国/竞争对手使用或出售所需的境外资产。这种措施的力度可大可小，小可能只冻结一部分人的资产（例如美国现在对伊朗革命卫队的制裁，或二战初期美国对日本的资产冻结），大可以单方面拒绝偿还债务，或直接没收一国资产（例如，部分美国高层决策者曾提出，美国可以不偿还欠中国持有的美债）。
2. 封锁资本市场：禁止一国进入本国或他国的资本市场（例如，1887年德国禁止购买俄罗斯证券和债券，以打压俄罗斯的军事建设；美国现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措施）。
3. 禁运/贸易封锁：禁止在本国进行商品、服务贸易，有时还会要求中立的第三方跟进，目的是削弱目标国家实力，或阻止其获得关键物资（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并切断日本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的通道），或者封锁目标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商品，从而切断其外汇收入来源（例如，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的封锁）。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策略从1600年至今的应用历史，可以访问 economicprinciples.org 查看详细资料。
热战爆发
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召集高层官员，宣布计划扩张德国领土，以获取资源并团结雅利安民族。随后他就付诸行动了，先是吞并奥地利，然后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蕴含丰富石油资源的地区。欧洲和美国警惕地观望着，不想在一战的惨痛之后这么快又卷入另一场战争。
和所有战争一样，不确定因素从来都远远多于确定因素，因为：a) 敌对双方只有在实力相当时才会开战（否则明显较弱的一方发起战争无异于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b) 你来我往的进攻反击行动五花八门，根本无法预测。热战开始后，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战争会带来极大的苦难，甚至可能导致毁灭。因此，理智的领导人只有在被对方逼到不战斗就只能屈服退让的境地时，才会开战。对同盟国而言，那个时刻发生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德国来势汹汹，势不可挡；它迅速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并加强了与日本、意大利的同盟关系，三国有共同的敌人且意识形态一致。通过快速夺取领土（例如石油储量丰富的罗马尼亚），希特勒的军队得以留存现有石油资源，并迅速获得新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渴求和掠夺，始终是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驱动力，推动其战争行动深入俄罗斯和中东。与苏联的战争注定不可避免；唯一不确定的是何时开战。尽管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还是在1941年6月入侵俄罗斯，这使德国陷入两线作战，并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太平洋战场，1937年，日本扩大在中国的占领区，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并进行残暴屠杀，仅在占领南京时就杀害了约20万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战斗人员（中国官方记录是30万受害者）。虽然美国保持孤立主义立场，但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战斗机，并派飞行员（飞虎队）对抗日本，也算是参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美日之间的冲突开始爆发。在南京，一名日本士兵打了美国领事约翰·艾利森的面部，日本战斗机击沉了一艘美国炮艇。
1940年11月，罗斯福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承诺美国将远离战争，赢得连任。可实际上，美国已经采取经济行动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向它同情的国家提供了经济支持，对它不支持的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1940年初，战争部长（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对日本实施强硬经济制裁，促成1940年出台《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1940年年中，美国将太平洋舰队移防部署至夏威夷。10月，美国加大禁运力度，限制“除英国和西半球国家以外的所有钢铁出口”。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切断日本的资源供应，迫使其从占领的大部分地区撤退。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这个法案规定，如果美国认为哪个国家“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那美国就可以向它出借或出租战争物资，这些国家包括英国、苏联和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向同盟国施以援手，对美国是有利可图的，毕竟，这些准盟国在战争中连维持生产都很艰难，美国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资，能赚得盆满钵满。但美国也不完全是唯利是图。英国很快就无力支付（黄金储备消耗殆尽），于是美国允许英国等战后再付款（甚至免除部分欠款）。虽然这时美国没有正式宣战，但是《租借法案》颁布后，美国其实已经结束中立状态。
* 国家一旦国力虚弱，敌对国家就会趁虚而入谋取利益。法国、荷兰和英国在亚洲都有殖民地，但由于在欧洲战场消耗过度，它们无力保卫这些殖民地抵御日本侵略。从1940年9月开始，日本入侵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首先是法属中南半岛，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扩张，吞并”南方资源区”。1941年，日本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备。
日本扩张领土，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扩张的野心。1941年7月和8月，罗斯福出手回击，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关闭巴拿马运河，禁止日本船只通行，并对日本禁运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这切断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贸易和80%的石油供应。日本计算，它的石油储备将在两年内耗尽，因此必须在屈服退让或攻击美国之间做出抉择，陷入两难境地。
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协调多部力量，先后袭击了美国在珍珠港和菲律宾的驻军，正式揭开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对抗的序幕，并在随后几天促成美国对日、德、意宣战，从而全面卷入亚欧两大战场。虽然广泛观点认为，日本当时要想取得胜利，根本没有可行的方案，但日本领导人却极度乐观，认为美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注定会一败涂地，而且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肯定打不过日本和德国的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工指挥系统。他们还盲目地相信，自己有更强的意志和意愿，愿意为国赴汤蹈火、牺牲捐躯，这也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在战争中，承受痛苦的意志力有时比造成痛苦的杀伤力还重要。
战时经济政策
经典的经济战打法值得关注，各国在战时采取的典型经济政策同样值得研究。这些政策包括，政府几乎全面管控所有事务，因为国家要将资源从逐利赚钱转向战争武备。例如，政府能决定 a) 生产哪些物资，b) 哪些物资可以买卖、买卖数量多少（也就是配给制），c) 哪些物资可以进出口，d) 物资价格、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e) 个人能否持有金融资产，以及 f) 资金能否转移出境。由于战争必然耗资巨大，通常政府会 g) 发行大量债务并将其货币化，h) 依赖黄金等非信用货币进行国际交易，因为其信用货币已不被接受，i) 采取更专制的统治方式，j) 对敌国实施各种经济制裁，包括切断其资本来源，以及 k) 承受敌国对其实施的制裁。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全面参战，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国家领导人纷纷实施典型的战时经济政策，采取更专制的统治手段，而这些做法也得到了各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国家实施的经济管制措施。
阵营 | 国家 | 配给制 | 生产管制 | 物价/工资管制 | 进出口限制 | 中央银行接管 |
同盟国 | 美国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同盟国 | 英国 | 是 | 是 | 是 | 是 | 部分 |
轴心国 | 德国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轴心国 | 日本 | 是 | 是 | 是 | 是 | 是 |
ㅤ | ㅤ | ㅤ | ㅤ | ㅤ | ㅤ | ㅤ |
热战期间的市场走势深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政府管控措施，二是战场形势变化带来的胜负概率波动。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国家在战争年代对市场和资本流动实施的管制措施。
阵营 | 国家 | 股市停市 | 资产价格管制 | 资产所有权限制 | 外汇管制 | 最高边际税率 | 上市限制 | 公司利润限制 |
同盟国 | 美国 | 否 | 是 | 是 | 是 | 94% | 无 | 是 |
同盟国 | 英国 | 是 | 是 | 是 | 是 | 98% | 是 | 是 |
轴心国 | 德国 | 是 | 是 | 是 | 是 | 60% | 是 | 是 |
轴心国 | 日本 | 是 | 是 | 是 | 是 | 74% | 是 | 是 |
各国股市停市的情况十分普遍，持股投资者无法变现，资金被彻底套牢。而且，战争期间，非盟国之间通常不接受货币和信用交易，因为大家都担心对方货币会变成一堆废纸，这种担忧完全合理。如前所述，战时真正流通的“硬通货”就是黄金，有时也用白银或以物易物。在这种时期，物价和资本流动通常受到管制，因此很难说清楚商品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
战败，通常意味着彻底丧失财富和权力，所以战争期间仍在开市交易的股市走势，主要取决于各国在关键战役中的胜负成败，因为战果直接影响了胜利的天平向谁倾斜。比如二战初期，德国攻城略地、摧枯拉朽、占据上风，德国股市就表现强劲；而当美英等同盟国扭转战局后，德国股市便开始走弱。1942年中途岛海战后，同盟国股市几乎持续上涨直至战争结束，而轴心国股市则横盘或下跌。如图所示，德国和日本股市在战争结束时双双停市，近五年后才重新开市，而开市时基本上已经血本无归；相比之下，美国股市则极为强劲。
这张图显示的是二战前后（大约 1938–1950 年）四个国家股市的回报指数（以美元计）：
蓝色=美国、灰色=英国、黄色=德国、黑色=日本。纵轴是指数水平（可以理解为战前投入 1 美元，后面不同的年份市值是几美元），横轴是年份。
- 1939–1942 年：德国股市表现很好，原因是轴心国在战争初期节节胜利，市场对德国前景乐观。
- 1942 年之后：美国和英国股市几乎一路上涨，图中标出“1942 年中途岛海战”之后，美英战局好转，投资者预期胜利、经济复苏，因此指数持续抬升。
- 日本：早期也有“战时繁荣”，但很快被严格的政府管制压住，股价长期几乎走平，图中文字说明“日本战时繁荣更快消退，股票价格受抑制走平”。
- 图上有一条横线标注“德国和日本市场关闭”，说明战时后期证券市场被关闭、指数（黄色线和灰色线）无数据显示。
- 战后德国和日本市场重新开放时，“指数大幅下跌”，说明一旦恢复交易，价格立刻大幅向下调整，把战时被管制、被人为维持的价格一次性修正。
- 到 1950 年：美国和英国指数都显著高于 1，特别是美国线冲到接近 3，说明如果战前持有美国股票并一直持有到 1950 年，实际回报非常可观；而德国、日本因为战败和资产重组，长期回报远落后于美英。
在战争年代，保护自己的财富极其困难：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限制，传统的避险资产不再安全，资金流动受阻，而且国家和民族在为生存而战时，还要面临沉重的税负。此时此刻，保护富人的财富根本不是优先事项，当务之急是把财富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至于投资的话，则是清仓所有债务资产、买入黄金，因为战争要靠举债和印钞来筹资，这会让债务和货币贬值；而且人们有充分理由不接受信用支付。
结论
得益于强国独特的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性格特质和文化底蕴(比如强烈的职业道德、聪明才智、严明纪律、良好教育等核心要素)，每个强国都有其辉煌强盛的时刻，但它们最终都会走向衰落。有些国家衰落得比较体面，创伤代价较小，但衰落终究无法避免。有些强国衰落则会导致生灵涂炭，使历史进入至暗时期，对财富与权力的激烈争夺，会付出经济和生命上极其惨重的代价。
然而，如果各国在富强阶段能够保持生产力，量入为出，让体制为大多数国民服务，并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和维持互利共赢的关系，历史大周期未必要以这种方式演进。历史上有许多帝国和王朝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而美国建国245年，也证明了自己是最持久的国家之一。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