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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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见闻录：三十个城市与二十所大学

在半年的访美期间，王沪宁教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研，走访了三十多个城市和近二十所大学，并在数十个政府和私人部门进行了调查。这次访问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体验，使他能够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教授的调研涵盖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性格和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为他后来的分析和评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有些读者可能认为书中的见闻实录缺乏时代感或对已了解美国的人来说不够新颖，但这些亲身经历无疑为王教授构建对美国社会的整体认知提供了宝贵的洞察。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有很明显的时代感。这种时代感不仅体现在书中的内容和背景上，还反映在文字的使用和翻译上。比如，书中很多翻译还是用的非常古早的翻译方式，将现代农业机械“联合收割机”翻译成“康拜因”（Combine）。这种翻译方式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历史氛围。

民族性格与社会管理的对比

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多元化和包容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熔炉”文化。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使得美国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同时，美国人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注重个人自由和独立，这与其建国理念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美国社会鼓励标新立异，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种氛围不仅体现在技术和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价值观念中。美国人普遍具有乐观积极的态度，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美国梦”的理念深深影响着美国社会。

在社会管理方面，美国采取了一种相对去中心化的模式。联邦制度使得各州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治，这种权力分散的结构有助于适应不同地区的需求。同时，美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神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管理的障碍，因为它可能导致人们缺乏对权威的尊重。

美国的社会管理还强调通过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求来协调社会关系。这种反映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美国社会认识到，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商品匮乏，因此，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被视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

在工作态度方面，美国社会管理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努力让每个人感觉自己是在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他人工作。这种感觉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因素，还需要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支持。

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度剖析

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具有独特的特征和内在矛盾。从政治制度来看，美国建立了以自由、平等和自治为核心的共和政体，包括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制衡、联邦主义和政教分离等基本原则。这一制度框架在过去两百多年里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然而，美国政治制度中也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张力。这些矛盾和张力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张力。自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主性，而平等则强调社会正义和机会均等。在经济领域，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政策之间的矛盾尤为明显。自由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的自主调节和个人的经济自由，而社会福利政策则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两者之间的平衡往往通过不断的政策调整和改革来实现，但这一过程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争议。在政治领域，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同样显著。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强调权利的保护和权力的制衡，这些都体现了自由的理念。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实现真正的平等却成为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实际的不平等，这些问题常常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教育领域也是自由与平等矛盾的一个典型体现。美国教育系统强调个性化发展和创新精神，这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然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又使得很多人难以真正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如何在教育中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平衡，成为教育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也有深刻体现。美国宪法和法律体系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这体现了自由的理念。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何避免司法过程中的歧视和不公，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其次，联邦与州权之间的权力平衡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各州在治理方面的独立性，还关系到联邦政府在处理全国性事务时的权威和有效性。联邦与州权的博弈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初期。在制宪会议期间，代表们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联邦宪法》的制定确立了一个联邦制框架，通过“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确保两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宪法第十修正案明确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都保留给各州或人民。”这一规定为州权提供了宪法保障，但同时也留下了解释空间，成为后续权力博弈的焦点。在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经历了数次扩张和收缩。19世纪初期，联邦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弱，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大幅扩大了其权力。这种趋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发展，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条件性资助等方式，在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逐步扩大影响力。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州政府仍然保留了大量重要权力。例如，在教育领域，虽然联邦政府通过资金拨款等方式影响教育政策，但具体的教育标准和课程设置仍主要由州政府决定。这种分权体现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在司法领域，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管辖权划分同样反映了权力平衡的复杂性。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拥有最终裁决权，但大多数案件仍在州法院系统内解决。这种双轨制司法体系既保障了地方自治，又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近年来，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博弈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移民政策方面，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实施了“庇护城市”政策，拒绝配合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这种做法引发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激烈争议，反映了两者在权力界限上的分歧。在环境政策领域，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州的自主权，但也引发了关于统一标准的争议。

在经济制度方面，美国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然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金融化趋势加剧等。

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面临着一些结构性挑战。例如，金钱政治问题严重，大企业和富人通过政治捐款影响政策制定，导致政治代表性失衡。官僚主义和机构臃肿问题也影响了政府效能。

内部矛盾与挑战

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探讨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多个矛盾和对立面，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以下是一些主要方面:

政治极化：两党对立日益加剧，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和社会撕裂。

贫富分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拉大了贫富差距。

种族问题：尽管提倡平等，但种族歧视仍然存在，白人与其他族裔之间存在隐性不平等。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美国既是国际化的舞台，又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

创新与传统的冲突：美国有创新的传统，但也存在保守势力的阻力。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美国人既有理想主义精神，又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联邦制下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

政治极化加剧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在近年来日益加剧，成为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精英层面，两党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愈发严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以意识形态划线，党内“同质化”更加明显，两党间的中间路线和妥协空间日益狭窄。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政策立场上，还延伸到个人攻击和政治报复。例如，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正式刑事起诉的前总统。这种“调查与被调查”“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已成为华盛顿政治的“新常态”。美国的建制（比如州法院、州检察院等司法体系和FBI等暴力机构）被用来进行政治打压、参与政治斗争，彻底揭穿了所谓“三权分立”的谎言。

在普通民众层面，选民群体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化也在不断扩大。这种分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观念、经济利益、身份政治、文化宗教纽带等。选民极化与政治精英极化之间存在互相强化的关系，政治精英通过选举活动和政治动员强化选民的意识形态认同，而选民的极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精英的立场和行为。

政治极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决策效率的低下。例如，2023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出现议长被罢免的情况，凯文·麦卡锡被罢免是美国政治深度极化的体现。这种极化使得两党在重要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导致政府运作效率下降，甚至出现政府停摆等极端情况。

更深层次的影响是社会撕裂的加剧。政治极化不仅影响政治领域，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日益加深，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甚至出现暴力冲突。例如，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骚乱事件就是政治极化导致社会撕裂的极端表现。

造成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是根本原因，两党制和党派博弈的劣质化是制度原因，现实社会发展对选举制度的冲击是政治人物极化的直接原因，而新媒体的发展则是普通民众政治极化的技术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治极化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除非出现非常重大的或者极端的对美国的风险挑战，使两党都认识到面临的威胁不可回避，必须团结起来保卫美国；或者极化造成的损害达到了对立双方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两党才可能达成新的共识，在政治立场上相互靠拢。

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不仅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还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必然影响其对外战略和政策，给国际社会带来不确定性。

贫富差距扩大

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影响是深远而显著的。这种经济政策模式强调自由市场、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了贫富差距。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特征包括推动企业私有化、价格市场化、市场自由化，以及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体现为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化。这些政策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教育不平等加剧：教育市场化导致私有市场过度参与教育资源的分配，只对一小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有利，而对更大部分社会阶层或群体不利。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出“经济逻辑取代教育逻辑，市场逻辑取代大学逻辑，资本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的特征。高昂的学费将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拒之门外，而富有家庭甚至可以通过捐赠来获得录取资格，这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教育机会差距。

就业结构变化：美国的跨国资本集团通过全球化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国就业岗位急剧减少。大部分工人只能转向工资更低的服务部门工作或失业，有些甚至放弃了寻找工作。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美国中产阶级消失）。

工会力量衰退：劳动者面临工会势力衰退的情况，更难以组织起来进行谈判，从而导致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削弱了劳工阶级的议价能力，使其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财政政策偏向：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顶层税率和社会福利供给的私有化。这种政策改革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却相对保护了高收入群体的收益权利，从而扭曲了财政政策对收入的再分配和调节作用。

金融化趋势：经济金融化导致金融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金融部门的高收入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社会福利削减：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开支，将社会福利的主要责任转移给个人和市场。这种做法减少了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加剧了贫富差距。

这些政策的综合影响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精英阶层享受财富带来的优质生活，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却不断下降。这种反差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与社会极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贫富分化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还成为政治极化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反映了“美国反对美国“这一主题中的深刻矛盾。

种族歧视的阴影

美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种族问题，尽管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提倡种族平等，但实际上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特别是白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的隐性不平等问题突出。

首先，从历史渊源来看，美国的种族问题根深蒂固。奴隶制及其遗产至今仍严重影响着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成为美国挥之不去的历史包袱。虽然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但不同种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恩怨仍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其次，在政治和制度层面，美国的政治制度被认为是一种为白人中上层服务的种族等级制度。美国的刑事司法、教育和医疗系统等制度都具有亲白人/反黑人的偏见。这种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导致有色人种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社会现实中，种族歧视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黑人等少数族裔在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仍面临严重的歧视。根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报告，美国执法当局杀害和残暴虐待黑人的情况严重，且很少受到追究，非裔成年人被监禁的概率是白人成年人的5.9倍。这反映出执法和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种族偏见。

近年来，美国频繁发生涉警种族暴力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反映出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顽疾。这些事件不仅暴露了执法部门中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对种族问题的深刻反思。

尽管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做出了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十分糟糕“，超过半数非裔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演变，变得不那么直言不讳，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善。隐性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更加难以识别和解决。例如，在教育和就业领域，虽然明面上不存在种族歧视，但少数族裔仍然面临着更多的障碍和挑战。

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

美国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和全球超级大国，美国既是国际化的舞台，又面临着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这种矛盾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美国的经济既依赖全球化，又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获得了巨大利益。然而，全球化也给美国带来了挑战。制造业外流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中低收入群体受到冲击。这种情况加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引发了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也就是说，总体而言，美国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对全球收割），但是在国内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分配（利益被上层资本集团霸占垄断）。

其次，在文化层面，美国既是文化输出大国，又面临文化认同危机。美国流行文化、好莱坞电影等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体现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但同时，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也对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构成挑战。一些人担心美国正在失去其独特的文化认同，这种担忧导致了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

在政治方面，美国既是全球治理的主导者，又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美国主导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这种局面导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保守和防御性的姿态。

在安全领域，美国既需要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威胁，又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挑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合作，但同时美国也将一些国家视为潜在威胁，这导致了安全政策上的矛盾。

移民问题是美国国际化与本土化矛盾的一个缩影。美国的发展离不开移民的贡献，但大规模移民也引发了国内对就业、福利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担忧。这种矛盾在近年来的政治辩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技术领域也体现了这种矛盾。美国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吸引了大量国际人才。但同时，美国也担心技术外流和知识产权被盗，因此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这种做法既影响了国际合作，也可能损害美国的创新能力。

教育领域同样存在这种张力。美国高等教育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和创新能力。但也有人担心这可能影响本国学生的机会，或带来安全风险。

创新与保守角力

美国社会中创新与传统的冲突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现象，反映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动态性。这种冲突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基础教育系统中。

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一直在创新与传统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美国教育强调创新精神和个性化发展。例如，美国中学只规定最低毕业学分，对课程种类、难度没有统一要求，学生可以在多样性的课程内容中自由选择。这种灵活性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培养创新思维。

然而，教育创新也面临着来自传统教育理念的挑战。例如，一些人认为过度强调个性化发展可能会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或者削弱学生的竞争力。这种担忧反映了创新教育理念与传统教育观念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保守势力对教育创新也存在阻力。例如，在进化论教学问题上，一些宗教保守团体长期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认为这与宗教信仰相冲突。这种争议反映了科学教育与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张力。

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大学一直是全球创新的重要源泉。然而，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保守的趋势。例如，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大学过于“自由“或“左倾“，要求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控。这种争议反映了学术自由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理想与实用的平衡

美国社会中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是一个长期存在且深刻的现象，反映了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复杂性。这种矛盾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都有所体现。

在政治领域，美国的建国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宪法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都展现了美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然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美国又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政治家们常常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权衡，这种权衡有时会导致理想主义让位于实际利益考量。

例如，在处理种族问题时，虽然平等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实际上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反映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正如王沪宁在书中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虽然提倡平等，但白人与其他族裔之间仍存在隐性不平等。

在经济领域，美国既推崇自由市场的理想，又在实践中采取了诸多干预措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强调市场自由，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自由和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了经济理想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张力。美国政府常常需要在自由市场理想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矛盾的体现。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美国常常以推广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为其外交政策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在实际外交行动中又经常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例如，美国在处理与盟国关系时，常常需要在理想价值观和实际利益之间做出权衡。美国以自由之师自居，制裁非民主国家的同时，却与另一些非民主国家结盟并给予天量援助。

总的来说，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了“美国反对美国“这一主题中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既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其面临的挑战。美国人需要不断在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这个过程塑造了美国社会的独特性格（及双标）。

联邦与州权博弈

美国联邦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内在矛盾。这种权力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框架。宪法第十修正案明确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都保留给各州或人民。“这一规定为州权提供了宪法保障，但同时也留下了解释空间，成为后续权力博弈的焦点。

然而，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扩大。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罗斯福总统通过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这种趋势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发展。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条件性资助等方式，在教育、医疗、环境等领域逐步扩大影响力。

尽管如此，州政府仍然保留了大量重要权力。例如，在教育领域，虽然联邦政府通过资金拨款等方式影响教育政策，但具体的教育标准和课程设置仍主要由州政府决定。这种分权体现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在司法领域，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管辖权划分也反映了权力平衡的复杂性。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拥有最终裁决权，但大多数案件仍在州法院系统内解决。这种双轨制司法体系既保障了地方自治，又维护了国家法律的统一性。

近年来，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博弈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移民政策方面，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实施了“庇护城市“政策，拒绝配合联邦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这种做法引发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激烈争议，反映了两者在权力界限上的分歧。

在环境政策领域，一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州的自主权，但也引发了关于统一标准的争议。特朗普政府曾试图取消加州制定更严格汽车排放标准的权力，引发了激烈的法律争端。

新冠疫情期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的分歧更加凸显。一些州政府批评联邦政府的应对不力，并采取了独立的防疫措施。这种情况反映了在紧急状态下，联邦制的优势(如地方灵活应对)和劣势(如缺乏统一协调)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博弈并非总是对立的。在很多情况下，两者通过协商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灾害救援等领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常常通过联合项目或资金分担的方式开展合作。

总的来说，美国联邦制下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这种权力博弈既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美国反对美国“这一主题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这种制度设计有利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保护地方利益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政策执行效率低下，甚至引发政治僵局。